职业教育如何踏上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如何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

　　要转变“为了职业(就业)的教育”的观念，用更科学、更现代的眼光看待职业教育，它是一种“通过职业的教育”，一种面向人人、让人们能够获得“适合的教育”的优质选择。

　　记者：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处于同等重要地位。此次，《意见》从顶层设计上进一步强化了职业教育类型特色。为什么说不构建起职业教育类型特色，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就难以提高?

　　匡瑛：职业教育能否成为一种教育类型可从三个层面来看：其一是“知与不知”，关于职业教育是区别于普通教育的一种独特类型已达成共识。其二是“认与不认”，核心在于职业教育外部人士是否认可这种教育类型，要“认”才会参与和投入，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鄙薄与歧视、焦虑与排斥。其三是“为与不为”，职业教育的类型地位是干出来的，“认”的条件是职业教育要办出鲜明特色、走出独特道路和彰显“有差异的高质量”。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职业教育跌宕起伏的历程说明了摆脱普通教育影响的难度确实非常之大，职业教育每一次的层次提升都面临质疑和争议，面临与普通教育的多方比较，也面临“特色坚守”与“学术漂移”的困境和诟病。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需要转变“为了职业(就业)的教育”的观念，尤其改变很多民众把这些就业理解为极为粗放、简单且操作性的工作。要用更科学、更现代的眼光看待职业教育，它是一种“通过职业的教育”，一种面向人人、让人们能够获得“适合的教育”的优质选择。

　　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有诸多不同，以职业和岗位为直接起点、以工学结合为主要模式所培养出来的应用型人才，与普通教育通过系统学科知识学习所培养出来的学术型人才在目标、模式、路径上都相差迥异、相互独立。然而，这种不可替代性或许在当前职业院校的供给中还未能充分体现。

　　记者：职业教育吸引力低集中表现为中等职业教育吸引力低。面对中考分流，家长通常将普通教育视为首选，而把职业教育视作“无奈之选”，如何打破这种观念?

　　王扬南：职普融通既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和实现途径，也是高质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要开展职业启蒙和职业体验教育，将职业指导纳入普教课程，推动职普互通、课程互选、学分互认，以专项技能培养为主探索发展特色综合高中，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建立“职教高考”制度，满足学生个性化、多样化发展需求，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和更适合的教育。

　　此外，要构建国家资历框架，这一框架的构建有利于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要确立职业教育在终身教育资历框架中的定位，保证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的衔接与沟通，服务学业提升、职业晋升、社会上升。

　　匡瑛：与“技能型社会”相对应的是“文凭社会(学历社会)”。技能型社会建设必须直面文凭社会造成的收入差异、教育焦虑、就业困境、技能错配等一系列紧迫问题。就教育而言，必须从宏、中、微三个层面深化改革、强化特色、优化定位。首先，从宏观教育体系层面，通过构建基于普职“双轨制”的“双通制”(纵向贯通、横向融通)体系，科学处理普职、产教、校企、师生、中外五个关系，打造中高本相互衔接、一体化的学校职业教育体系，科学设计招考制度，打通技术技能人才的上升通道。其次，从中观办学层面，要遵循职业教育独特的跨界开放、产教融合的办学规律，改革已有的院校治理模式，规避劳动力技能的层次错配、类型错配等问题。再其次，从微观教学层面，继续坚持德技并修、实践导向、能力本位的基本理念，推进“三教改革”向深层发展，并通过评价改革实现质量提升的闭环，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自身价值和多样成才。

　　如何推动职业本科教育稳步发展

　　在发展节奏上保持定力、统筹谋划，优中选优、巩固优势，稳住速度、控制规模，才能推进职业本科教育整体有序发展。

　　记者：此次《意见》提出，要稳步推进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为什么说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

　　朱德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已基本建成，但在实践层面还存在一些现实困难，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占职业高等学校数量的比重仅为1.8%，招生人数占全国普通本专科学校的比重仅为0.5%。只有极少数的学生能够完整地接受连贯的学历职业教育。

　　长期以来，在“重学历、轻技术”观念的影响下，大量不适合学术型教育的学生涌入普通高等教育，加剧了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结构性困境。在“体制偏好”的强化下，制造业领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仅为12.07%，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我国“大学生就业难”“学历贬值”和技术岗位“职工荒”并存的就业难题。

　　为此，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通过中高衔接、普职融通、职成转化，职业教育能够更好地服务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记者：如何推动职业本科教育“稳步发展”，确保其职业方向不变、培养模式不变、特色发展不变?

　　马良军：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作为新生事物，其发展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办好办优此类教育，增强其适应性，需要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指挥棒”作用，构建职业本科专业评价体系。这一体系需要坚持服务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就业的办学方向，坚持实践能力培养与职业精神养成相融合的培养模式，坚持产教深度融合、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办学特色。此外，职业本科专业评价标准应坚持“职业”与“高等”的双重属性，既要突出职业能力和职业精神培养，又要体现创新性、复合性和可持续发展。既不能直接移植传统本科教育的框架，也不能全盘照搬专科教育的经验，要能引导职业本科专业彰显特色、高质量发展。

　　王博：职业本科教育从政策文本落实为办学实践，职教战线欢欣鼓舞，众多高职院校举全校之力精心准备。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但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将升本作为唯一目标，忘却人才培养的初心使命。针对当前形势，稳定战线和社会的心态非常重要。一方面，从短期来看，要强化政策解读，让战线清晰了解职业本科学校设置标准的界定范围、指标的控制尺度、工作的推进节奏等，让不在遴选范围内的“不躁动”，未达标准要求的“不妄动”。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要注重评价引导，引导职业专科学校持续聚焦办学内涵。

　　记者：职业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定位是什么?

　　王博：职业本科教育既不是职业专科教育的“加长版”，也不是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复制版”，要坚定做好自己，找准特色人才培养定位。在培养宽度上，要适应高端产业、产业高端的高阶职业岗位需要，强化掌握多项技术技能的“复合性”。在培养深度上，要适应既定职业岗位发展需要，强化掌握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技能的“精深性”。在培养高度上，要对接职业岗位技术迭代与变迁需要，强化适应和推动技术变革的“创新性”。

　　刘彩琴：构建既体现职教类型特色又达到本科层次要求的人才培养体系，是职业本科教育的核心任务。应牢牢锚定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这一定位，抓稳抓牢职教类型特色，精准把握本科学历属性，强化实践，突出创新，构建与职业本科教育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体系。

　　具体而言，职业本科人才培养体系应表现出重技术、重实践、重发展的特点，突出课程体系的模块化和综合性。既要及时跟进产业技术发展动态，也要开齐开足公共基础课及专业基础课，夯实学生理论基础。此外，还应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增设专长拓展模块和升学深造模块等，提高学生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的能力。

　　如何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以共赢取代零和博弈，嵌入利益又超越利益，推进校企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制度改革、教学改革推动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记者：行业企业的深度参与，对于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促进职业院校专业建设、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意义重大。但是，长期以来，校企合作面临着学校热切、企业冷淡的局面，如何破除这一“壁炉现象”?

　　滕道明：引导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必须回答好谁来引导，用什么引导，怎么引导这几个问题。引导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显然是政府。政府引导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是直接刺激还是间接刺激?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还是发挥政策杠杆的调节作用?企业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精力培养的人才却选择了别的企业怎么办?竞业禁止如何落地?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长远意义毋庸置疑，但是解决好企业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需要发挥行会和综合管理部门的作用。此外，职业学校的使命是培养适用的技术技能人才，但是由于职业学校脱胎于普通教育并且始终走不出普通教育的藩篱，因此职业教育特征并不明显。

　　产教融合则要回答好谁来融、怎样融的问题。对于前者，政府、企业、行业、学校都责无旁贷，但在实践中却都可以置身事外，这种合作主体责任的不明确使校企合作陷入若即若离、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此外，产教融合缺少制度、机制、平台等宏观层面的保证，也缺少方法、规范、考评等操作层面的举措。

　　杨剑静：要认识到价值共识是校企命运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责任共担是共同体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利益共赢是共同体共生发展的关键所在。校企双方必须共同承担起人才培养的责任，共同招工招生、组织教育教学、建设师资队伍、开展技术攻关等，共同承担合作中可能出现的运行和市场风险。要以共赢取代零和博弈，嵌入利益又超越利益，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对方的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作为一种新型的、开放的校企合作关系，命运共同体的组织形式是丰富多样且外延广泛的，除了常见的产业学院、企业学院等形式外，技术技能创新平台、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大师工作室等这些延伸的职业教育办学空间，只要体现了价值共识、责任共担、利益共赢的要义，都可视为校企命运共同体。

　　记者：长期以来，相比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相对不足。现实中，存在不同层次职业教育学习内容重复、培养目标错位等现象，人才培养效率低下。新时期，如何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效率?

　　李政：我们通过学制衔接、课程衔接等方式，在人才培养一体化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多经验，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当前，尤其是当职业教育的办学层次升至本科时，现有的课程体系如何实现中职、高职和本科间的有效衔接?我认为，实现一体化人才培养在范围、内容和质量上的突破，必须依靠一体化评价制度的改革。而这一改革的关键在于构建职教高考制度。

　　从概念上看，职教高考制度是为满足高中教育学生升入职业高等教育而设计的考试招生制度，其首要目的是构建起区域内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发展体系。通过相对统一、经过科学设计的考试制度，帮助区域内的中职、高职和职教本科学校寻找到各自办学的基准线，进而明确各自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毕业要求，倒逼各级职业学校主动研究其他层级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需要。这为规范办学、促进各级职业教育内部衔接提供了动力。

　　徐涵：课程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载体与桥梁。教学内容的选择与编制是课程改革的核心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质量。这次《意见》以“岗课赛证”为育人理念，提出了全面改进教学内容。

　　“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是指工作岗位既是课程、竞赛、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内容来源，又是课程、竞赛、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实施的目标所在。通过课程、竞赛、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综合实施，培养更适合工作岗位能力需求的人才。具体来看，一是要按照生产实际和岗位需求设计开发课程;二是要实施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并将证书所体现的先进标准融入院校人才培养方案;三是根据生产实际和岗位要求，及时更新专业教学标准与课程标准。

　　职业教育如何适应新发展格局

　　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准是对新发展格局的适应能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提升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以人民为中心，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记者：在“十四五”时期，中央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如何在新发展阶段，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

　　王扬南：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准是对新发展格局的适应能力。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从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的高度深刻认识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使命。

　　“人力资源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依托”。当前，新发展格局对现代职业教育提出了多层次多类型的人力资源需求，一方面，人民群众对多样化、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更为迫切。另一方面，教育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联系越发紧密，重大科技创新正在引领社会产生新变革，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必须大力开发人力资本、人才资源。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提升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以人民为中心，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切实把现代职业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基础性工程，作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基础环节，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

　　潘海生：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面对新经济、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快速变化，职业院校需要以技术创新平台为依托，聚焦于中小企业的工艺、技术的创新与改进，主动提升自身技术研发和实践能力，以“立地式”研发引领区域产业、行业发展。同时，提高职业院校基本能力建设和专业建设，实现“产业需求标准”与“人才培养标准”从单向转变为双向互动，使职业院校成为产业创新改进、工艺改进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标准的主要引领者和制定者。

　　各级政府要将职业教育纳入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完善产教融合制度政策体系，切实推进职业教育的教育链、人才链与区域产业链、创新链深入整合。同时，要将职业教育纳入区域创新体系，支持在职业院校设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技术转化中心，服务区域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工艺改进。

　　米靖：任何产业中都存在对高中低端技能的全链条需求，但由于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的变化，使技能供给的结构与比例需要持续调整。当前，制约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大多数地区的人才政策对制造业领域急需的技能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关注不够，制造业高端人才、高技能人才仍显不足。

　　因此，按照《意见》要求明确发力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紧密对接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明确产业人才需求，健全多元办学格局，迅速优化职业教育人力资源供给结构和供给机制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其次，技能人才的结构性缺乏问题说明全方位强力构建教育链、产业链和人才链共同体的迫切性，而产教融合、校企双元围绕国家技能积累共同发力，是实现有效技能供给的根本路径。

　　滕道明：职业教育是一种类型教育，更是一种跨界教育，跨越了经济与教育、职业与教育、企业与学校的疆域。标准在职业教育质量提升中具有基础性作用，但是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却未能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制定职业标准，教育行政部门开发教学标准，这就需要各部门建立联动机制。此外，需要对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政策的落地涉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审计署等很多部门，事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劳动就业等国计民生大局，需要打破系统之间的阻隔、部门之间的壁垒。